70年前掀起的這個全國性運動，何以獲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支持”

　　今年是愛國衛生運動70周年。作為“我們黨把群眾路線運用于衛生防病工作的偉大創舉和成功實踐”，愛國衛生運動是我們黨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群眾性運動，不僅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稱贊，更充分體現我國衛生工作的鮮明特色。
　　
　　「“需要時就會出現的騎士”」
　　
　　愛國衛生運動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抗美援朝時期。
　　
　　1952年，朝鮮戰爭呈現膠著狀態。1月28日，志愿軍戰士在駐地發現異�，F象：大量蒼蠅、跳蚤和類似蜘蛛的蟲子散布在雪地上。其中，不少帶有霍亂弧菌和鼠疫桿菌。這是美軍在朝鮮戰場使用細菌武器的最早記錄。
　　
　　不久，美軍又將細菌戰的范圍擴大到我國東北乃至沿海地區，包括在安東、臨江、青島等地大量撒布帶有傳染病菌的昆蟲等。
　　
　　針對美軍實施的細菌戰，周恩來以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身份發表聲明，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動，制止美國政府這種瘋狂的罪惡行為”。
　　
　　國內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知名學者也迅速行動起來，發出聲討。哲學家湯用彤撰文寫道：“科學技術在帝國主義者的手中，不但不能為人類謀取福利，恰恰相反變成了殘殺人類的工具�！�
　　
　　同年3月至8月，朝中兩國政府先后接受兩次國際人士調查，有力回擊了美國當局對發動細菌戰的否認。其中，“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報告最為詳盡，影響也最大。
　　
　　這一委員會在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居里的主持下成立，由來自瑞典、英國、巴西等國的科學家組成。經過大量調查取證，委員會最后形成了一份長達669頁，附錄有大量文件、照片和圖表的報告。
　　
　　報告將美國細菌戰與當年的日本細菌戰相聯系，得出嚴正判斷：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這份報告的主要撰寫人是李約瑟。此時，他在國際生物化學領域享有很高聲望，并早已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回國后接受英國記者采訪時說：“我們在那里不是法官或律師，而是應當做出權威的結論的專家，而我們已經這樣做了�！�
　　
　　對于協助撰寫報告的“參謀”錢三強，李約瑟給予極高的評價，稱贊其為“1952年北京、沈陽和朝鮮每當需要時就會出現的騎士”。
　　
　　「“八凈”“五滅”“一捕”」
　　
　　在抗議、控訴和揭露美軍行徑的同時，反細菌戰防疫工作也同步展開。
　　
　　1952年3月1日，志愿軍成立了以副司令鄧華為主任的總防疫委員會，領導進行衛生知識教育、駐區清潔、疫苗接種等工作。
　　
　　當時，每位指戰員手里都有一張“預防注射證”，用來記錄接種情況，并印有詳細的反細菌戰個人衛生條約，包括“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論輕重馬上報告”“我的口罩要清潔，常燙洗，不借用，不反戴”以及“我保證飯前燙碗、筷和洗手”等內容。
　　
　　我國國內的防疫工作從3月中旬開始。14日，政務院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5天后，周恩來以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的名義發出指示，根據地理位置將全國劃分為緊急防疫區、防疫監視區和防疫準備區，要求各級人民政府成立防疫委員會，發動群眾訂立防疫公約。
　　
　　由此，一場以消滅病媒蟲獸為主要內容的防疫衛生運動，開始在全國開展起來。這一“愛國衛生運動”，推動講衛生、防疫情從個人行為轉化為保衛國家的全民行動，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家國情懷和參與熱情。
　　
　　據不完全統計，短短幾個月內，僅山東和北京、天津、重慶，參加環境衛生大掃除的人數就達1400余萬；在吉林，50%至60%的農民都能夠定期進行環境衛生大掃除。
　　
　　人民群眾還進一步提出“八凈”（孩子、身體、室內、院子、街道、廚房、廁所、牲畜圈都要干凈）、“五滅”（滅蠅、蚊、虱、蚤、臭蟲）、“一捕”（捕鼠）的要求。
　　
　　在上海，有關方面主要采取了六項措施，包括加強預防接種和海港檢疫以及由消防、清潔、衛生消毒站共同組成全市清潔消毒隊伍。全市人民積極響應，涌現出大批先進地區和單位。其中，徐匯區北平民村、原老閘區分別被評為全國乙等和丙等衛生模范。
　　
　　截至1952年底，愛國衛生運動取得顯著成效。比如，疏通溝渠28萬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超過130萬口。
　　
　　對此，國際社會有這樣的評價：“今天在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個偉大的運動，在促進個人和社會的衛生。這個運動是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這樣規模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這個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使得由于傳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發病率大為減低了�！�
　　
　　1952年12月，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在北京開幕。這次會議總結了1952年愛國衛生運動的經驗，將“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確立為新中國衛生工作方針之一。
　　
　　毛澤東還專門為大會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
　　
　　「轉為“經常性衛生工作”」
　　
　　1952年底，政務院發出指示，將各級防疫委員會統一改稱為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歸各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
　　
　　1956年，愛國衛生運動被納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開始由“突擊性的運動”轉變為“經常性的衛生工作”。以此為號召，“除四害”工作適時啟動。
　　
　　關于“除四害”的初衷，時任衛生部部長的李德全談道：在危害人民健康最嚴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經由老鼠、蒼蠅和蚊子傳染的，必須消滅四害才能根本消滅這些疾病，消滅麻雀則是為了保護莊稼。此后，由于麻雀在控制園林害蟲方面的作用受到重視，其“四害”的身份被臭蟲代替。
　　
　　1958年是“除四害”開展力度最大的一年。年初，毛澤東來到浙江杭州小營巷視察，稱贊了這里的衛生工作。2003年，為抗擊“非典”疫情，小營巷啟動“5803抗非典、清潔家園”衛生工程。將兩個歷史年份融為一體的命名方式，體現了愛國衛生運動的歷史傳承。2017年，全國首個愛國衛生運動紀念館也在此揭牌落成。
　　
　　隨著愛國衛生運動的不斷深入，鼠疫、瘧疾、血吸蟲病等幾種嚴重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傳染病基本上得到了防治。
　　
　　血吸蟲病曾廣泛流行于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患病人數超過1000萬人。1958年，毛澤東看到江西余江率先消滅血吸蟲的報道，欣然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詩中用“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與“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強烈對比，生動描述了愛國衛生運動取得的積極成就。
　　
　　在創作時，毛澤東還專門寫了一篇后記，將“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總結為成功送走“瘟神”的關鍵所在。
　　
　　「帶動生活習慣改變」
　　
　　愛國衛生運動的廣泛開展，也帶動了人居環境和人民生活習慣的改變。
　　
　　上海解放前，橫浜河一帶是臭氣熏天、蚊蠅成團之地。1953年，虹口區組織3000多名干部群眾對這條5公里的“垃圾河”進行了集中治理。
　　
　　據記載，在這一年的愛國衛生運動突擊月中，上海全市共填沒污水溝1400多處、疏通溝渠6000多處。
　　
　　20世紀60年代初，針對人畜糞便的管理初見成效。全國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做到了人有廁、畜有圈、禽有窩。很多地區開始采用泥封堆肥、高溫發酵等方法，對糞便進行無害化處理。廣大人民群眾初步養成了管理糞便和垃圾的習慣，隨地便溺、亂倒馬桶的現象大大減少。
　　
　　在愛國衛生運動帶來的生活習慣改變中，最有意思的可能要數“喝開水”了。
　　
　　新中國成立前，農民喝生水現象比較普遍。美國作家格姆蘭•貝克在《戰時中國》中記載，他見過一對靠砍柴為生的四川夫妻，只有在春節時才舍得把生水燒開飲用。
　　
　　20世紀50年代，在愛國衛生運動的引領下，全國各地的工廠、機關、學校乃至農村食堂開始免費供應開水，現代衛生觀念逐漸確立起來。這可經由熱水瓶的普及得到佐證——當時，我國城鄉青年結婚，往往將熱水瓶作為嫁妝或賀禮；生產單位表彰勞模，也會把熱水瓶作為獎品。
　　
　　除了“喝開水”以外，今天許多習以為常的習慣和觀念，包括早晚刷牙、飯前便后洗手等，可以說都是通過愛國衛生運動才普及到千家萬戶的。
　　
　　總之，愛國衛生運動有效地將我國的政治優勢、文化優勢轉化為人民群眾的福利，以較低的成本實現較高的健康績效，創造了衛生健康領域的“中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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